“自己的话”

——“说自己的话，老实地。”

俞平伯先生曾学着时髦提出过这样的“标语”，并加注疏：“所谓‘说自己的话’，得加一种限制，‘己所独有，可通与人’。‘老实’则‘想什么说什么，想怎么说怎么说’之谓。”（见《骆驼草》二十三期）这自是确实稳当的说法，虽然未见得怎么新鲜。古代的文学论者早已有“诗言志”和“修辞立其诚”的主张，也有“我手写我口”的办法，但见解尽管陈旧，在这“一切文艺是宣传”的口号风靡了一世而逼着所有的作者去写“公式”加“脸谱”的所谓新兴意识的创作之今日，这样的“标语”也不妨再写贴些，而且愈多愈妙，虽然这也不免近乎“宣传”。

中国的文人学士是向来善于做应制诗文、章奏状词、传单揭贴等的。受了主子的豢养，当然要替主子说话，这也许是大有苦衷的。但也不尽然，有些学者的尊周孔、道礼义，却别有居心，便是想继承道统，得备位于两庑之间，尝尝冷猪肉的滋味，那自然也是“胜业”，倒不是尽人能为的。新时代的人们有了言论自由的保障，应该大家能畅所欲言地直白出自己的思想感情了，撇开了一切传统，忘掉了一切利害，说着自己的话。可是仍然做不到。统治阶级的主子们仍然要收买许多肯为御用的文奴（奴才也）给他们歌功颂德，粉饰升平；急功好利的秀才们（是民国的秀才）也仍然“惶惶如也”的忙于卖身投靠，出人头地。于是凡创作必有主义，讲批评先探意识（应该叫做意德沃罗基）；文字未清通，已先自挂招牌；思想未成熟，辄复妄张旗帜；不为古人之鹦鹉，乃作西哲之叭儿狗（谓其惯于依偎膝下而善于吠声吠影也）。其尤甚者，朝三暮四，以为勇于转变；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以示不甘没落。言论自由，乃适为此辈作解嘲，而真的声音，亦遂难于听到矣！偶有几个肯说自己的真心的话的，则不膏于统治阶级之斧钺，即为御用的文奴所憎嫌所诬陷，或为传道者所指斥以为旁门邪道，不得与于作者之列。甚矣，“说自己的话”之不易也！

小品文是个人的文学之尖端，是言志的散文，它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周作人先生《冰雪小品选序》中语）所以厨川白村氏说：“在Essay比什么都要紧的条件，就是作者将自己的个人底人格的色彩，浓厚地表现出来。……乃是将作者的自我极端地扩大了夸张了而写出的东西，其兴味全在于人格的调子（PersonalNote）……倘没有作者这人的精神浮动者就无聊。”这些话，就是说明小品文是最能说自己的话的文体，而也是以能说出自己的真心的话（直白自己的思想情感）为正则。但这样的文章，向来也就为正统派文人所嫉视，诋为小道。民国以来，随着白话文学的运动，这种言志的散文小品乃渐渐抬头，且骎骎乎推倒“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而主盟坛，因之颇有些能手与好的作品出现，其特色也都在能老实地说自己的话。既无须以主义为标傍，复非奉旨写作之八股，盖不愿为御用之文奴，乃多称心的言论。这样下去，不但有内容充实技巧上达的作品会自然地产生，思想界也呈出活气，学术空气一浓厚，进步也就快了。但这也似乎不很行得通。近来已很有些人在预警着说小品文要“转变”了，“扬弃”了，也就是要“奥伏赫变”。这理由是因小品文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底产物，其作用在安慰、刺激那些生活在繁忙、挣扎、竞争激烈的社会里的人们，所以是个人主义的，逃避现实的，有闲的知识阶级的玩艺儿，而现在却是一个伟大的时代的前夜，社会已在激烈的动摇、转变，文学作品既是社会的反映，小品文是文学的一体，也得替新兴阶级、新兴社会服务，为社会的集团生活的写照，不再作个人的自我表现了。这自然也是言之成理的。文学的本身原是无所谓的，为个人说话可，为社会服务亦可，既能“言志”，也就会“载道”；世道善变，有人觉得言志的文章写腻了，或是看腻了，要换换口味，原无不可。且倘使真已有了新兴阶级，产生了新兴社会，自会有那样写照或反映新社会的新文体新内容形成的，大可不必那样大声疾呼的作先知者的预言。民国以来小品散文的兴起、流行而为新文学的主潮，在当初似乎也并未有人有意为之。一种新文体的产生、演变，是多少依赖着社会的背景而并非突然出现的，所以无论作者所表观的是自我，还是集团；是身边琐事，还是大众生活；是闲逸的趣味，还是战斗的情绪，其为现实社会之正面的或反面的反映实是一致的。个人的观照、体验，也就是这整个社会的部分的姿影，所以同样的也有社会的意义和价值。我们固然欢迎听到震撼天地的狮吼虎啸，感得伟大，但也不妨听听蚊蝇的小唱，因为这都是生命力的表现，有着它们自己的灵魂的独特的声音。我们与其听那岸然道貌的传道者或是道学先生宣扬他们所死抱着的圣经贤传，倒不如听一个落魄的娼妇的真实的哀诉与沉痛的忏悔。我们要的是忠实的自己的话，真的声音。晋朝流行清谈，文人习于颓放，后世论者以为国之亡即原于此，但我们读阮嗣宗的《咏怀诗》、陶渊明的诗和许多有趣的小品，觉得他们正是个热中的失意者，“弯弓挂扶桑，长剑依天外”，“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何尝能把天下忘了？虽然终其身托迹岩阿，寄情诗酒，一个遇穷途而痛哭，一个想觅理想的桃源。我们不能不承认阮陶的作品是当时的社会背景的反映，也就是那时代有心人的真的心声。明末清初的一班非正统的文人如“三袁”、王谑庵、陈眉公、金圣叹、李笠翁辈也是吟风弄月，迹近颓放，但颇多愤激不平之声（或以谐谑出之），这也是真的声音。如今，当这大动乱的时代，我们不仅是能愤激，而且要能抗争；不仅要有革命的情绪，而且要有勇于临阵的战士。倘使战斗的法术中还需要笔写的文章的话，那末，这短小精悍无所不包的小品文自然是最适宜的工具。以之描写社会的剪影，描写集团的生活，描写机械的伟力，描写现代化的一切，如果这些是从你自己的观察或经验得来，而确具有真知灼见，那当然是时代所需要的。但如有另一部分的作者愿老实地诉说他个人所见所闻和所思索的，不虚伪，不矫情，是真的声音，我们也没有拒绝和蔑视的必要。即使那作者因生活环境的特异或是教养的不同，对于现实不无隔膜，也只要他的作品不会使年青的读者为之迷恋于骸骨，或麻醉于风雅，向着时代开倒车就好。当我们要想以文章来“言志”或“载道”的时候，却有人利用它来“念咒”“画符”以之为谋生之具，这也未可厚非，我们觉得未便干涉，只好各行其是便了。实在，投靠主子，拜下师门，然后摇旗呐喊，沽名钓誉者的写作，比诸“念咒”“画符”高明不了多少，虽然有时呼风唤雨，飞沙走石，也着实有点骇人，但葫芦只是一个，药也有时要尽的，那就要看你是否能“摇身一变”了。言志者，滔滔天下皆是也，这种戏法倒也是够瞧的！

岂明先生在《志摩纪念》一文里说：“我们平时看书看杂志报章，第一感到不舒服的是那伟大的说诳，上自国家大事，下至社会琐闻，不是恬然地颠倒黑白，便是无诚意地弄笔头。其实大家也各自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自己未必相信，也未必望别人相信，只觉得非这样地说不可。知识阶级的人挑着一副担子，前面是一筐子马克思，后面是一口袋尼采，也是数见不鲜的事，在这时候有一两个人能够诚实不欺地在言行上表现出来，无论这是那一种主张，总是很值得我们尊重的了。”自己未必相信，自然也难望别人相信，所可悲哀者是“各自知道是怎样一回事”而“觉得非这样地说不可”，而且往往在豪杰之士，这也不得免焉，岂不大可哀哉！所以有些读者要求着说：

“我要求你们的工作完全表现你们自己，不仅是一种意见一个主张要是你们自己的，便是细到像游丝的一缕情怀，低到像落叶的一声叹息，也要让我认得出是你们的而不是旁人的。”（叶圣陶《读者的话》）

一个作者（法国十六世纪散文大家，近世小品文鼻主Montaigne）在他自写的小品文集Essays序下说：

“我想在本书里描写这个简单普遍的真我，不用大言，说假话，弄巧计，因为我所写的是我自己。我的毛病要纤毫毕露地说出来，习惯允许我能够坦白说到那里，我就写这自然的我到那地步。……”

是的，“我们显然都从自己中心的观点去看宇宙，看重自己所演的角色”（蔼理斯语）。那么：“说自己的话”实在是最最妥当的办法，即使是说谎，但也是个“忠实”的谎，不致令人感到空虚的难受。

我这篇小文的题目是“自己的话”，结果却引了许多别人的话以自圆其说，“借花献佛”虽不是如何体面的事，但总比“班门弄斧”较可藏拙些。岂明先生有言（又是别人的话！）：“别人的思想，总比我的高明；别人的文章，总比我的美妙：我如弃暗投明，岂不是最胜的胜业吗？”博雅君子其谅之欤！

一九三三、七、廿六

——载1934年1月1日上海《文艺茶话》第2卷第6期，署名：所北。

——又载1934年4月南通《学艺》甲戌卷之一

李素伯画作